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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使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同時也給我國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的負擔。空氣、水體和土壤污染后果在后工業化時代日益顯現。全社會對環境污染問題的重視度日益提高，這客觀上也促進我國開啟了一個從設備制造到基礎設施建設再到環保運營的全環保產業鏈高速發展期。

按照國際經驗，環保產業需求有較大增長空間，從美日的經驗看，環保產業的高速發展期都持續了30年以上。我們預計環保產業在未來的10年里將維持兩位數的高增長。

目前監管由行政化向法制化升級，隨著一系列法規的更新頒布和在此基礎之上的排污許可證制度的出臺，我國環保監管的基礎性法律框架體系已經基本完善，監管法制化、常態化特點更加突出。

大氣環保由限產向限排升級。我國緩解空氣污染的主要做法是供暖期對“兩高一剩”行業進行限產。目前，我國已在火電領域，并極可能在非電領域推廣“超低排放”標準，其主要排放限值不到歐盟標準的1/3。

水體環保由單點控制向流域治理升級，2018年初啟動的長江流域專項整治為標志，水體治理開始從全流域環境容量角度考慮流域內排污口設置，監管升級方向明顯。同時黑臭水體治理也由36個城市增加到300個地級市。

土壤方面的環保將由控制污染擴散向土壤修復升級。我國土壤環保目前僅限于通過固廢和污水的處理控制污染進一步擴散。未來已污染土壤修復將是環保行業中增長空間最大的領域。風險集中在部分地方政府的支付壓力。保支出在財政支出比例目前低于3%，同時環保重要性明顯高于其他公共品領域。

環保整體需求空間巨大，2007年以來的10年里，我國的環境保護財政支出從995億元增加到5672億元，年復合增長率達到19%以上。對于未來需求的增速，我們通過對發達國家環保行業發展歷史的分析和我國目前環境污染的現狀來進行判斷。

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美、日兩國都經歷過環保需求集中釋放的階段。而且這一進程都持續了30年以上的時間，美國、日本環保需求釋放持續時間長達30年以上。

目前我國環境質量和標準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的差距，雖然我國在環保治理方面已經經過10年左右的持續投入，在治理實踐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前30年我國經濟處于重工業高速發展階段，對環境造成的傷害較大，我國環境質量總體水平離國際平均水平還有較大的差距。總體空氣污染程度超出WHO指導值100%以上在氣體排放方面，首先從國際通用的PM2.5和PM10的年平均濃度數據來看，我國整體水平還沒有達到國家一級標準。根據環保部公布的《2017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我國PM10已達到國家二級標準，但比一級標準高出了70%以上，而PM2.5濃度還沒有達到我國二級標準，更是遠遠低于了一級標準的要求。其次，即使在我國一級標準中，這兩個指標也遠遠超出了世界健康組織的指導值。我國這兩個數值的最高標準分別比WHO指導值高出了100%和50%。這也說明我國空氣質量的改進依然任重道遠。

從空氣污染的區域來看，我國三個主要的經濟區域中，京津冀的污染程度最厲害，一年中有接近一半的時間處于污染狀態，其中重度污染和嚴重污染的天數占到了8%以上。而長三角和珠三角的情況明顯好于京津冀。因此解決京津冀地區的工業和汽車尾氣排放就成了我國減少大氣污染的重中之重。

地表水污染程度達到32.1%水環境方面的狀況也不容忽視。據《2017年中國生態環境公報》數據顯示，全國地表水1940個水質斷面（點位）中，Ⅰ～Ⅲ類水質斷面（點位）1317個，比67.9%；而水質較差的Ⅳ、Ⅴ類及劣Ⅴ類斷面（點位）仍有623個，占比多達32.1%。分流域來看，北方水體污染程度明顯比南方惡劣，位于東北和華北的松花江、遼河、海河、黃河質量明顯偏差。同時西部的水體質量是全國最高的，這與我國水污染更多是由中東部區域的重化工和造紙等輕工行業排放造成的。我國湖泊水體處于富營養狀態的水體數量占到湖泊整體數量的約33%。更為嚴重的是地下水資源的污染情況，2017年全流域片區地下水水質綜合評價結果中，水體質量良好以上的僅占24.4%,極差和較差的水體占到85.3%。由于土壤的污染程度也是影響地下水的重要因素，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土壤質量堪憂。

土地污染物超標率為16.1%。2017年，我國整體土地質量等級為5.09，剛剛達到中等水平，其中7到10等的低等地比例達到了27.4%。而且全國所有土地中，遭到侵蝕的土地總面積達到294.9萬平方公里，占我國所有土地面積的30%以上。

從土地類型來看，耕地的點位超標率最高，達到了19.4%，而其他三種土地的超標率略高于10%的水平。耕地直接涉及到我國的食品安全問題，這也是近年來土地污染問題越來越受到群眾關心的重要原因。

2018年1月發布的《排污許可證管理暫行規定》是我國首次在以上法律框架下制訂的，對排污實施常態化監管的基礎性制度。通過排污許可證，環保部門環境監管逐步細化深入到每個具體排放口，以排放口為單元，根據污染物排放標準確定許可排放濃度，對企業核發排污許可證。

我國大氣污染源主要集中于工業污染和汽車尾氣，根據環境部發布的《2017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我國338個城市中大氣的主要污染物集中在PM2.5、PM10、臭氧和氮氧化物。其中較為嚴重的是PM2.5和PM10。在統計的338個城市里，這兩項指標差的城市比例高達50%以上。改善空氣質量要從上述4種物質的排放源下手。

PM2.5和PM10其實就是直徑不同的粉塵，另外，臭氧是氮氧化物與揮發性有機物（VOCs）在空氣中經過復雜的化學反應形成的二次污染物。因此為了控制我國大氣污染，需要追蹤粉塵、氮氧化物和VOCs的排放源情況。根據《我國大氣污染來源分析》一文中的統計，我國粉塵和氮氧化物的主要排放源都是工業生產，分別占到了83%和71%。而機動車排放占大氣氮氧化物排放的27%，是第二污染源。

如果將工業領域進一步細分的話，電力（特別是火電）、鋼鐵和建材行業是排放煙粉塵和氮氧化物的主要行業。這三個行業占到所有工業這兩項污染物排放的70%以上。

為了實現減排的目標，2010年我國曾經執行了以拉閘限電為強制手段的限產行動，依靠限產減少工業污染很難持續。鋼鐵、水泥價格的上漲使限產之路很難持續，一旦這些行業供求關系好轉之后繼續限產，雖然對空氣環境的控制仍有好處，但會導致供求關系的反向失衡，造成產品價格的大幅度上漲，從而增加下游行業的成本，對國民經濟造成不必要的傷害。所以工業限排力度將繼續加強，限產之路越走越窄的情況下，為了減少工業生產對大氣的污染，進一步提高在產產能的排放標準就成為具備可操作性的政策選擇。我國計劃在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分別于2017年、2018年和2020年前基本完成燃煤電廠的超低排放改造。2017年1月5日，國家能源局發布《能源“十三五”規劃》及《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規劃》，其中提出，為優化現有能源系統，繼續深入推進煤電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十三五”期間要完成煤電機組超低排放改造4.2億千瓦，節能改造3.4億千瓦。

介于此前的“超低排放”指標的達成程度，以及2017年后對于超低排放標準覆蓋率的進一步提升，我們預計未來全部火電工業都將采取“超低排放”標準。據中國產業信息網數據顯示，2007年至2017年十年間，中國火電裝機6000千瓦及以上火電設備容量增速呈逐年放緩趨勢，10年內累計增速同步放緩約47%。照此趨勢判斷，至2030年我國火電裝機量增速約為2.27%，火電裝機量約可達到16.22億千瓦；減去4.5億千瓦前期已完成指標，仍有新增改造空間約6.43億千瓦，新建空間5.29億千瓦，新增市場空間1178~2183億元。

環保之路，非電工業限排將成為下一個主戰場，與排放標準極為嚴格的電力行業相比，非電行業目前各自的排放標準相對寬松，鋼鐵、建材和煉焦行業等各項排放指標均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間。

鋼鐵行業的SO₂年排放量僅次于燃煤電力，居第二位，占全國SO₂總排放量的10%；而全國鋼鐵行業現行排放標準中三大主要空氣污染物SO₂、NOx、煙塵排放標準依次約為200、300和50mg/m³，遠高于煤電超低排放的標準，迫于嚴峻的環保形勢，各地方政府在全國全面提高排放標準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對非電行業排放限值的進一步提升，2017年6月，環保部發布《鋼鐵燒結、球團工業大氣污染排放標準》等20項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修改單，重點區域非電行業標準開始收嚴，預計針對非電領域的工業環保要求將進一步提高。

汽車減排以提高排放標準和電動車替代升級為主要方向，改善汽車尾氣排放的長效機制是在提高汽車尾氣排放標準的同時，增加新能源汽車在汽車使用量中的占比，逐漸減少存量汽車污染物的排放量。

我國生活污水排放占比高達70%以上，工業污水的排放量每年以2%以上的速度下降，農村污水處理設施還存在較大缺口，農村污水處理率為22%，遠遠落后于城鎮的污水處理率，“水十條”和《全國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十三五”規劃》中提出，2020年全國農村污水處理率計劃達到70%，新增完成環境綜合整治的建制村13萬個，累計達到全國建制村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

根據國際經驗，工業增長達到一定階段以后，工業污水數量將開始出現下滑，而且會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從目前我國水環境的污染程度來看，提高后的標準實施效果仍然不能滿足我國水體環境改善的要求。因此我們預計未來工業廢水的排放標準仍然會進一步提高。

流域治理從全流域角度考慮排放限值，我國首次運用流域治理的思路對長江整體生態環境保護進行的頂層設計，其對長江流域水環境的重要影響就是從全流域角度進行排污口的整改。長江水資源總量占全國的35%，流域覆蓋15個省、2個自治區、2個直轄市，哺育人口占比全國高達40%；截至2017年7月，長江經濟帶GDP占比全國已經超過了40%。因此長江流域的環境治理對我國整體的生態環境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我國土壤環保，特別是已污染土壤的修復工作，目前還處在起步的階段，對土壤污染的程度還沒有全面準確的認識，沒有健全的法制法規體系，壤修復技術還處于起步階段，處于技術研發和產業化初期。土壤修復只能作為我國土壤環保中長期目標。目前應以控制污染的進一步擴大，減小污染源的進一步排放作為目前較為現實的工作目標。

改善對涉及民生領域的管控措施，制定壓非保民工作方案，優先確保民生需求、扶貧攻堅、重點項目等工程實施；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環保“領跑者”企業和環境友好的成長型中小微企業，加大扶持力度，引導其規范發展，保障正常生產；對不符合產業政策、手續不全、治理無望、不能穩定達標排放的企業，堅決依法關停取締；對資源環境效率低、排放總量大、污染嚴重的企業，根據排放量及排放強度分級分類管控，建立秋冬季錯峰生產企業清單。針對重污染天氣，要逐企業制定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重污染天氣期間，對能夠穩定達到超低排放限值的工序和設備，達到“綠色”建材行業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目標的企業，按照“多排多限、少排少限、不排不限”的原則，采取適度應急減排措施。

來源：中國產業信息網